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还是季刊(5)

首先，我们需要追溯长期以来为我们所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标题的来源。众所周知，这个标题并不是这部“两厚册八开本”的巨幅手稿所固有的，而是由后人增补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为这份手稿留下标题。在“费尔巴哈章”中，我们看到过“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小标题，但这还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标题的真正来源。它的真正来源其实是马克思于1847年4月9日在《特利尔日报》发表的《驳卡尔·格律恩》一文。马克思在其中谈到：“我没有兴趣‘向德国公众介绍’我在研究格律恩先生的《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我倒乐于把我一年以前写的详细评论格律恩先生的大作的手稿放到一边；现在只是由于这位柏林朋友的逼迫，才不能不把它交给《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这篇评论是对恩格斯和我合写的作品〈德意志意识形态〉（von Fr[iedrich]Engels und mir gemein?schaftlich verfa?ten Schrift über“Die deutsche Ide?ologie”）（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补充。”[10][11]正是基于马克思此处的说明，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编者才在首次完整出版这部巨幅手稿时加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标题。笔者以为，马克思的这段自述极为重要，因为他在这里已然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称为他和恩格斯“合写”（ver?fa?ten）的作品（“Schrift”）。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写作一部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品，而不能写作一部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季刊。所以，这段引文毫无歧义地表明，所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写作成果，它作为两卷本只构成了计划中的季刊的前两卷，但不是季刊本身。这也正是中文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作出的判定：马克思恩格斯计划在这份季刊的前两卷中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7]653。因此，季刊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等同。

其次，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季刊观点的学者，其根本理由在于，这部作品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作者，而且还有赫斯、贝尔奈斯等作者，这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就能够看出。因此，它显然是一部编著或者文集，而不是什么著作。格洛维那在其文章中就指出，在赫斯1845年11月同威斯特伐里亚人初步协商之后，为了尽快出版每卷超过20印张的季刊，马克思曾邀请友人寄来可以出版的文稿，这其中包括格奥尔格·维尔特、罗兰特·丹尼尔斯、贝尔奈斯甚至后来与马克思决裂的威廉·魏特林[1]263-268。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丹尼尔斯当时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份文稿，而且在这份至今依然存在的手稿上面还有马克思作过的编辑性的修订，所以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才在附录中收录了这一丹尼尔斯手稿[5]671-709。另外，考虑到马克思曾谈到想继续《德法年鉴》的工作[1]264，被视为季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亦被设想为一部类似《德法年鉴》的文集。笔者以为，上述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写作分工来看，尽管有赫斯等人参与其中，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完成了这两卷本的绝大部分内容，他们是绝对的主要作者。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在内容上并不像《德法年鉴》那样是零散的不同文章的汇编，而是一个围绕核心主题的系统的、整体性的阐述，从马克思所设定的第一卷的结构——费尔巴哈、莱比锡宗教会议、圣布鲁诺、圣麦克斯、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此，尽管有个别人参与其中，但鉴于其写作内容相当有限，《德意志意识形态》仍然应该归结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著，这显然也是马克思在《特利尔日报》和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均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只归结为他和恩格斯的合作成果的原因所在。既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写作成果，那么它和季刊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以为，季刊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借助的外壳和形式。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一再提到“20印张”这一重要门槛，因为按照德国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20印张以内的出版物必须予以审查。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惯有的革命性内容，我们自然能够理解，为什么赫斯在同迈耶尔约定的出版规划中，特别强调季刊的每一卷都要超过20印张。顺便说一句，在季刊出版计划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还曾尝试独立出版两卷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甚至建议过两卷分开单独出版。可见，不论是季刊里的两卷本还是独立的两卷本，甚至是分开出版的两卷本，都只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形式，它们都不能改变其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性质。

文章来源：《力学季刊》 网址: http://www.lxjkzz.cn/qikandaodu/2021/0428/512.html